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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员罢工对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影响——林玉玲
【发布时间】:2007-08-15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56
     1922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开端。“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①]罢工斗争坚持了56天,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其中海员有5万多人,声势之浩大,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力量,对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为引领工人阶级走向团结斗争的道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创举。

一、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促成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奋斗的道路。
    香港海员罢工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得到各地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1922年1月12日,受尽帝国主义压迫的香港海员由工会出面,第三次向资本家发出加薪要求,资本家却无动于衷,激怒了海员群众,在当天下午5时,便爆发了大罢工。仅6天时间,参加罢工海员人数达7000多人。罢工开始,资本家勾结港英当局,对罢工海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来欺压,他们对付罢工海员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②]港英当局的种种欺压手段都动摇不了罢工海员的斗志,他们毫无畏惧地坚持罢工斗争。香港海员的罢工精神得到香港工人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1月底,就有运输工人、苦力工人等工会相继举行同情罢工。与此同时,亦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上海、广州以及海外工人组织了“香港海员后援会”;国内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以及海外侨胞慷慨捐款援助。其团结支援之声势,迫使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不得不向海员妥协,于3月5日在海员提出的协约上签字。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伟大胜利。
    在这种团结支持罢工斗争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引领中国工人阶级走向团结斗争的道路,“于是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集”。召开会议的原则是“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③]会议的宗旨是“纪念‘五一’节;联络全国工界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各代表提议事件”。[④]在4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张国涛在广州召开了中共广州支部会议,提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⑤]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唐山、长辛店、山东、江西等代表有30多人,广州各工会代表有160余人,他们都代表着全国30多万工人。会议当天,各代表和工人群众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带领下,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游行队伍高举“劳工神圣”、“破除资本制度”等横幅。第二天,大会在河南机器维持会继续进行,由书记部书记张国涛主持。大会通过的宣言,号召全国工人群众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阶级统一战线。

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确定其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21年8月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当时总部设在上海,各地还分别成立分部,其职能是联络、协调、统一各地工会。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起到了联络、协调全国工人支援的作用,使罢工斗争能够团结一致,取得辉煌的胜利。如当港英当局对罢工海员采取横蛮镇压手段时,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大力支持罢工,并在上海等各大城市发动工人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各地后援会组织工人集会,声讨英帝国主义镇压罢工的罪行;当港英当局为破坏罢工,分别到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代替海员时,书记部立即号召全国工人阻止破坏罢工行为,并派人劝阻新工人到香港做工;在罢工紧要关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组织和发动工人群众,为罢工海员捐款,为到广州的罢工海员提供住所和食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对罢工斗争给予支持和引导,以广东支部名义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群众“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⑥]
    在此基础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望日益提高。当书记部发出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时,得到全国工会以及各界人士的响应,国民党有关方面负责人也表示大力支持,广州政府为会议提供方便。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大会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争论,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扬民主,求同存异方针。会议期间,当代表们为推举主席团名单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中有威望,” 共产党员谭平山被一致赞成“主席到底”[⑦]。在会场外,广州、香港等代表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尊敬,经常邀请共产党参加欢迎大会代表的茶会和宴会等活动,邀请书记部代表在欢迎席上首席演说。大会最后决定在全国总工会还没有组成之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⑧]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也就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三、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胜利的影响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更适应当时工人罢工高潮的需要。
    香港海员罢工胜利除了客观原因外,“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⑨]当时,香港海员为了改善经济生活,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组织发动,而举行了大罢工。在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就已经策划罢工。如在香港组织了“增加工资维持团”、“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 [⑩]以及各方面的秘密组织;为得到各界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事先派人到广州设立总办事处,筹备罢工经费,发动各工会团体的援助,争取孙中山及南方政府支持;联络全国各工会和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致使在罢工紧要关头能够“一呼百应”。罢工爆发后,港英当局却以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和秩序”,“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理由,宣布海员工会是违法团体,采取派武装人员封闭海员工会,拆去工会招牌,逮捕罢工领袖等手段镇压。港英当局的行径更加激起罢工海员和香港各行业的愤怒,香港各行业为支持海员罢工,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导致罢工“从改良生活经济斗争,跃到争取自由政治斗争”。[11]当资本家被迫要求谈判时,海员工会提出了九项条件,条件内容不单纯是解决海员的经济生活问题,同时提出了恢复工会和自由平等的问题。3月3日,英军警在沙田开枪扫射转赴广州的数千罢工海员,造成“沙田惨案”,更激起香港海员的义愤,“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12]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各工会代表根据各地工人罢工形势的需要提出的议案。当时,参加大会的工会组织来自全国各地,代表们的成分非常复杂,信仰各异,使会场的气氛非常激烈。每讨论一个问题,代表们站在各自的立场,进行激烈的争论,如在甚多的议案中,无政府主义代表提出工会不参加政治运动的议案。但各个代表在大会的发言中,却一致控诉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人实行压榨的罪行,并首次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因此,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围绕着怎样借鉴香港海员罢工经验、铲除“虎伥”,明确规定进一步发展工人罢工斗争的原则和策略。如《罢工援助案》,提出了援助罢工的方式方法,就是说无论什么地方,一旦发生罢工,应立即通知各工会,并规定凡某处罢工发生时,所有工人不得受雇请,应进行捐款、慰问和派人帮忙等活动。《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指出:“工人阶级争斗力之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13]各产业工人联合组织工会,则有强大的战斗力。深刻地阐明了各工会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在通过的决议案中还有铲除工界虎伥案和香港沙田海员被杀案等,更进一步强调了工人罢工的目标。
    由此可见,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今后的工人罢工运动更具有原则性、组织性和目的性。从此,确定了工人群众发展的方向,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为以后开展中国革命运动打下坚固的基础。


[①]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66页。
[②]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61页。
[③]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68页。
[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第319页。
[⑤] 张国涛《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9年3月版,第223页。
[⑥]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第315页。
[⑦]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70页。
[⑧] 张国涛《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9年3月版,第225页。
[⑨]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67页。
[⑩]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46页。
[11]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29页。
[12] 邓中夏编《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第58页。
[13]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第一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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