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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团一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侯方韵
【发布时间】:2007-08-15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24
    1922年5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25人,由张太雷主持会议,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大会上,施存统作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选举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书记。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大会选择在广州召开,以及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在广州举行,在短短的1年半时间内在广州举行了四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原因有三点: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前,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广东政府被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①]他们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工人运动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在罢工开始后每日借出数千元给海员作罢工的经费。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由上海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兼《广东教育会杂志》撰述员。陈独秀、谭平山等共产主义者在广东、广州的活动是开公、合法的。正如陈独秀利用在广东的合法地位,约集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开会,并对他们3人说:现在孙中山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上海、北京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一样,共产主义者在广州的活动相对比较自由、公开,他们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也是公开的。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退避上海,广州处于陈炯明的反动统治下,党组织、团组织就只能转入地下,直至1923年初,陈炯明被驱出广州,团组织才恢复正常活动。

二、党的组织在广州蓬勃发展。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积极筹办一份日报,取名《广东群报》,1920年10月19日出版。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任新闻编辑,谭植棠任文学副刊编辑。《广东群报》内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用大量篇幅报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组织活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使《广东群报》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广东群报》在广东地区影响很大,成为各地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有不少进步青年,团结在它的周围,为广州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播下了种子。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达广州筹建广州党组织。他主张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写进党纲,遭到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最终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于1921年3月正式成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先把《广东群报》和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次,通过举办各种学校培训骨干,扩大党的影响。为了帮助青年群众学习革命理论,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了有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谭平山任会长。后来研究会里的积极分子如阮啸仙等被吸收为党员。为了培养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陈独秀又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名义,拨出专门经费,在高第街素波巷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此外,还创办了“俄语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机器工人夜校”等,通过举办学校,除了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外,主要是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以提高基层宣传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以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不断壮大,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壮大。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毕业分配后,回到广州开始了他们在广东的革命生涯。1920年8月他们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函约,着手在广州建立团组织。同年11月,他们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负责人是谭平山。最初的团员只有10余人,以高师学生最多,也有一中、农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团员人数增至数十人。团组织还专门为团员们设立一个图书馆,一面学习研究理论,一面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至1921年4月,该团由于建团宗旨不明确,团员思想认识不一致,工作又缺乏具体计划,组织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同年11月,谭平山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的委托,在广东筹建分团。12月,恢复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特别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大力发展组织,到1922年3月初,团员发展到400多人。
    由于广州建团初期,思想还很混乱,团员的思想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为了吸取教训,改变这种状况,广州的团组织十分重视思想建团工作,强调对团员和青年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一批先进的团员利用《广东群报》、《新青年》、《青年周刊》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如杨匏安在1922年1月26日出版的《青年周刊》创刊宣言中,一开头就宣告:“社会主义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又在《青年周刊》第三期上,连续发表《马克思主义浅说》,再次向广东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对帮助识别真假社会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除了积极宣传新思想外,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真正成为了党的助手。
由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发展和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了充分的社会政治环境、政治思想的准备,以及组织队伍的准备。团一大召开前,广州地区的党组织、团组织为团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因而,从外在良好的政治环境,到内在健全的自身建设的优势,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广州召开。


[①]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1923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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