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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广东统一诸战役——林玉玲
【发布时间】:2007-08-15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83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共同目标所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建立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界群众大团结的新局面。当时的广东,既是中国革命的活动中心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反动势力进攻的目标。由于国共两党为广东的统一而鼎力合作,同时得到了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多次打败反动势力的进攻,分别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的胜利,巩固了广东的国民革命政权。
    一、国共两党合作平定商团叛乱,为广东统一奠定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刚建立的国民革命政府受到反动商团的威胁。当时,“商团军由商人子弟、店员和部分失业军人组成,在组织上和训练上都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援助”。其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花县等地,共有10个团,约4000多人。他们利用沙面租界作为据点,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权,建立所谓的商人政府。面对反动商团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与孙中山携手,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4年8月,商团军的头目陈廉伯、邓介石、陈恭受联合起来,一方面向广东署立案,准备召开总部创立大会,另一方面筹款从香港购买大批枪支弹药等武器,以扩充实力。8月8日,当运载商团枪械的挪威商船“哈佛”号轮抵达广州时,被孙中山下令全部扣留,并下令通缉其头子陈廉伯、陈恭受。“扣械事件”发生后,英帝国主义为支持反动商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使反动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加以施压。8月12日,陈廉伯煽动全市商店酝酿总罢市,以此要胁孙中山发还被扣留的枪械。孙中山断然拒绝了反动商团的无理要求,并于28日发出训令,要严拿惩办首要分子,决不宽待。9月中旬,反动商团以未发还扣械为借口,酝酿第二次大规模罢市。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极力主张与商团妥协,孙中山面对这种情势感到焦虑。
    对于“扣械事件”,中共广州党组织从一开始就表明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态度,并向群众宣传,揭露商团非法购运军火的阴谋,发动广州各界群众支持孙中山。“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张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提出革命军事计划:第一步解散商团军;第二步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能是北伐”。 8月底,分别成立了广州工团军和农团军,并加紧军事训练和武装配备,以迎击商团军的进攻;8月24日,发动了广州工人、学生、农民等群众团体召开市民大会,号召市民与商团反革命叛乱作斗争;9月2日,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对付商团的对策;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联合学员,要求革命政府对商团采取果断措施。
    在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的压力下,孙中山作出了向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定,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10月9日,孙中山发出《发还商团扣械令》,“仰该校长将所存团械,发交民团督办李福林,依照所拟办法,发还商团收领”。这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在收回枪械后,反动商团继续煽动胁迫商民罢市,并向广州群众进行武力袭击。10日,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开展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和声讨商团反革命行径,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反动商团竟然向游行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20余人,伤100多人,逮捕了100多人,造成了“双十惨案”。商团还封锁市区、武力胁迫商人罢市。
    惨案发生后的当晚,中共广州党组织召开主要干部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反击斗争。11日,广州反帝大联盟等30个革命群众团体发表了《为抗议商团军屠杀双十节示威的市民告国民书》;中共广州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名发出《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市民》,号召工人、农民、军人、商人、知识分子等各界联合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起工农兵学革命大联盟”。这时,孙中山看到了广大群众势不可挡的革命斗争力量,增强了平叛的信心。在紧要关头果断地决定:立即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召开由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国民党左派代表共30人的会议,共商斗争部署。
    10月14日,商团军首先向政府军发动进攻。15日凌晨,中共广州党组织领导工团军和农团军,与警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军以及湘、桂、赣各军齐向反动商团发起总攻击,直捣设于西瓜园的商团总部,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反动商团,随后,又消灭了佛山等地的反动商团,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胜利。这场战役,为广东统一奠定了基础,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各界群众团结作战的力量。

二、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为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
    东征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卫革命政权,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向企图篡夺革命政权的封建军阀陈炯明进行讨伐的重大战役。两次东征的伟大胜利,是国共两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成果,为后来的北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黄埔军校师生,是第一次东征的主力。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孙中山创立的,是当时培养政治、军事骨干的
学校,中国共产党有相当部分优秀党团员在军校里担任领导职务和学生骨干。他们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突出,成为这次战役的骨干力量。
     1925年1月7日,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反动军阀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及邻省军阀相勾结,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公然下达进攻广州的命令。当时,大本营所辖的各路军多数将领对东征抱着消极、怀疑的态度。中共广东区委针对这一局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宣言,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立刻起来,要求革命政府颁发全副武装,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及其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北方军阀,买办阶级及大地主!”1925年1月15日,大本营作出东征决定,发表了《东征宣言》,讨伐陈炯明。
     此次东征是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蒋介石为参谋长,由滇、桂、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等16000人组成的东征联军,分三路向东江方向出发的讨伐战,史称“第一次东征”。
     在东征联军中,滇军和桂军是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才被迫同意东征的。因此,他们的作战态度十分消极。这样的一支东征联军要打败拥有10万兵力的陈炯明,谈何容易。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黄埔军校学生军和教导团官兵3000多人,担任东征联军的先锋部队,却以初生之犊不怕死的精神,奋勇顽强。在强攻淡水之战中,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一举歼敌100余人,俘虏1000多人,取得强攻淡水的胜利。在棉湖战役中,在敌强我寡的不利情况下,军校党代表亲临棉湖前线,加伦、周恩来等都在战场指挥战斗。战斗中“我军奋勇异常,莫不以一当十,激战数小时,将敌军击溃”。两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黄埔军校的影响,鼓舞了东征军的士气,增强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在东征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困守惠州城的陈炯明部被迫投降,其余残部逃往闽赣边境。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2、团结一致,是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1925年夏秋之间,已被打败的陈炯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再次向国民政府发动进攻。其势力陆续占领东江地区,占据惠州险要,作为反攻基地,捣毁当地农会,镇压革命;另一方面破坏省港罢工,强迫罢工工人返回香港复工;此外,还与南路军阀邓本殷联合,企图进攻广州。国民政府再次面临广东分裂的局面。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10月1日,东征军3个纵队从广州出发,分别向惠州、海陆丰、龙门河源前进。由东征军第一纵队为主力军,担任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当时的惠州,是东江的门户,是东征必争之地,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是否能攻破,是战役的关键。9日,战斗打响,东征军迅速占领惠州城南外的制高点——飞鹅岭,并设立了总指挥部,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亲自在指挥部督战。两天的激烈战斗,共组织了三次强攻,最终攻破城墙,沉重地打击了陈炯明军的气焰,为完成第二次东征打开了胜利的通道。从此,东征军军威大振,长驱直入,取得一个个攻城胜利。11月14日,东征军乘胜追击,全歼逃亡到福建永定的陈炯明残部,至此收复了东江全境,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接着东征军也消灭了盘踞在海南、雷州半岛一带的反动军阀邓本殷。从此,广东全境的政权得到了统一和巩固
    第二次东征开始前,中共广东区委为东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派杨石云、古大存等党员进入潮汕、五华一带,与当地党团组织一起,发动当地群众秘密开展工作,以便策应、配合东征军;在广州市发动并领导大规模的“肃清内奸,统一广东”的示威请愿运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请愿书》;苏兆征、谭平山、陈延年、邓中夏、彭湃等发表了文章和讲话,号召各界人民群众拥护国民政府,完成第二次东征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共广东区委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东征军每到一个地方,都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援助。在华阳、河婆之战中,紫金方面的第二纵队陈济棠师、冯轶裴部为策应华阳第三师,分道向敌军进攻;当战斗至最激烈之时,农民成立了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向导等各种组织,支援战斗。
     在军队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统一军政,统一编成国民革命军,实现了统一指挥;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在各军推广实施;严明军纪,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在《准备二次东征出发令》中,有18项守纪条例,其中规定“对于挑夫,不准任意责打,并不准拉夫,如敢故违,撤职严惩。士兵违者,该管长官亦受处分。”[①]军队正规化的管理,使得士兵政治、军事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得到了民心。
在前线,总司令蒋介石在军事上指挥作战,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政治上做宣传鼓励工作,二人互相配合共同作战。士兵们亦士气十足,顽强攻敌,如在攻克惠州城的战斗中,第二师第一团团长刘尧宸,亲自组织第三次强攻,挟着竹梯,摔领敢死队,冒死登上城墙;中国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在攻城时,带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锋在前,身上多处被刺,仍然坚持战斗。
     两次东征的胜利,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了巩固,为今后的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广东则成为北伐的坚强后盾。邓中夏在黄埔军校欢迎会上说:“广东的反革命派肃清了,广东统一了,……我们有了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就好象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母亲,就可以出师北伐,把北方的反革命派通通打倒,统一我们的全中国。”[②]
广东统一诸战役的胜利,体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力量,以及广东各界群众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推不倒的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3—1927),中央文件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611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增订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150页。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3页。
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62页。
[①]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54页。
[②]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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