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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的广州学生运动——卜穗文
【发布时间】:2007-08-15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87
    大革命的失败,使广州革命学生运动遭到很大的挫折。但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学生并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血泊中站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顽强的斗争,继续曲折和艰难的革命旅程。

一、在白色恐怖中抗争
   “四?一五”政变后,国民党新军阀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广州各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学运领袖毕磊等英勇牺牲。但是,革命学生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在新成立的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用各种方式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4月21日,中共广州市委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的名义,发起“一日总同盟罢工”,抗议国民党广东当局断送革命成果,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共青团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运动,印发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死难烈士报仇”等标语和传单,组织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到市内大街小巷张贴和散发,以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的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次行动。省港罢工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邓金娣、罗大妹勇敢地在一德路油栏门一带散发传单。正当传单快要散发完的时候,几名敌警察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们搞什么鬼,还不快走”。邓金娣反驳道:“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人民,干尽了坏事。今天,你们又来和罢工工人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她们说完,仍在散发剩下的传单。警察挥动警棍殴打邓金娣、罗大妹。邓金娣等愤怒的还击。这时,一辆军车正好路过,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下车将她们逮捕。当天下午,在市公安局的审讯室内,邓金娣、罗大妹经受了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但始终没有屈服,表现出一个共青团员的崇高气节。敌市公安局以“散发煽动性传单,谋危政府,蛊惑民众”的罪名将邓金娣、罗大妹和另一名青年学生周翼华、两名青年工人黄培、何金五人判决死刑。23日早上,反动军警将邓金娣等5人押上汽车,在身上各插着一面黑旗。在往刑场的路上,邓金娣和罗大妹共同握着一角红毡,沿途高呼:“打倒军阀!”“革命万岁!”等口号,围观的群众被她们慷慨赴义的行为所感动,纷纷议论道:“这两个女仔真够胆,临死都不肯放下红旗”。在东较场刑场上,邓金娣临刑前高呼:“工人兄弟们,我们去休息了。当反动派未推翻之前,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事业”。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过之后,罗大妹倒在血泊中,一颗子弹穿过邓金娣的肩上,她回头向敌人怒吼:“你们还不打!”吓得刽子手慌忙乱开了几枪。邓金娣牺牲时只有19岁,罗大妹刚满18岁。
在“四?一五”政变中被捕的青年学生大多数表现得很好,他们不向敌人低头,坚决不出卖同志,并在狱中开展各种方式的斗争。被关押在南石头监狱的中山在大学学生夏梅白经受多次酷刑,但只字不吐,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中山大学附属师校学校团支部书记何鸿柱在南石头监狱中坚贞不屈,被敌人用“放水灯”的酷刑处死。被囚禁在南石头监狱的黄埔军校的第6期学生、共产党员张如屏、吕文远、宋一星、岳亚堃等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开展绝食斗争,迫使狱方改善犯人的待遇。香港学生、共青团员邓兆兰等被关押在明星戏院,千方百计与一同被捕的同学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开展狱中斗争。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在已变成反革命的巢穴了”。[①]大批优秀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被捕牺牲,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经过大革命风暴考验的广州学生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所吓倒,仍然在顽强革命斗争,即使在敌人的监狱和刑场上,许多进步学生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在敌人牢房中的青年学生忠于党的事业,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建立狱中党组织,为后来的革命斗争保存了骨干。
 
 
二、共青团广州市委的建立       
 
    1927年4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区委机关迁往香港,在广州另成立中共广州市委。4月22日,中共广州市委正式成立,市委书记吴毅、工委书记周文雍、组织部长麦裕成、宣传部长徐彬如,上述者及委步高、罗登贤、何振武为市委委员。市委机关设在广大路广大2巷4号。市委决定重新整顿和发展斗争队伍;重新整顿市区各党支部、各工会组织;争取和团结群众;救授和营救被捕同志等。
    同年6月,共青团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莫沧白担任书记。随后,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共青团广州市委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广州市委。委员有李海筹、冯广、沙文求、朱光琛(朱光)等。李海筹、冯广均是参加省港大罢工的香港工人子弟,省港罢工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李海筹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劳动童子团团长,冯广曾担任香港金属业工会劳动童子团团第兼宣传部长。沙文求当时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共青团中山大学支部书记。朱光琛当时是广州国民大学学生。李海筹担任团市委书记,沙文求担任团市委秘书长。团市委领导成员有几个特点:第一,经过大革命风暴的考验,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第二,几位委员都是学生出身,文化水平比较高;第三,年纪轻,李海筹年仅17岁,冯广只有15岁,朱光琛21岁,沙文求23岁。其中李海筹、冯广、沙文求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共青团广州市委成立后,受中共广州市委、共青团广东省双重领导,带领广州革命青年开展斗争。在新成立的团市委的领导下,青年学生主要参加下面几个方面的革命斗争。
    第一,从公开转入地下斗争。面对强大的敌人,党团组织的斗争方式的所改变,采取应变措施,转入地下斗争。团广州市委秘书长沙文求离开中山大学,租了越秀北路1号3楼一间房子作为秘密联络点,后来,又迁往大新街元素巷14号,并改名为史永,开展地下斗争。中山大学理学院学生、共青团员陈铁儿根据党组织安排,离开学校,协助周文雍、陈铁军建立秘密机关,担任地下交通员。
    第二。,输送骨干参加武装斗争。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和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海陆丰等地在彭湃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赤卫队武装。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区夏民积极要求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工作,组织了武装少年先锋队,一共有900人,都是15岁至18岁的青少年,分为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和卢森堡队,被誉为“红色花木兰”。
     第二,配合广州工人开展示威游行,打击工贼等斗争。1927年6月19日,
     中共广州市委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2万群众在东园前广场举行纪念省港罢工爆发2周年大会。沙文求等发动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省立一中等校的学生参加。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示威游行。6月23日,沙文求又发动一批学生参加纪念沙基惨案2周年纪念大会。
     6月29日,国民党广东当局继“四?一五”大屠杀后,在广州进行第2次大搜捕,对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中山大学一些进步学生被捕。国民党军警拘捕了200多人,史称“第二次清党”。但是,广州进步学生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继续向反动派发起新的进攻。
    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关头,共青团广州市委的建立,成为广州革命青年
的领导核心,在团市委的带领下,广州学生重要积聚革命力量,造就出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为后来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  
参加广州起义
 
    为了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政策,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继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又发动了广州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发失败的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其职权是张太雷被任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集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央紧急会议决议案”,制定了广东各市、县的暴动计划。部署广州暴动。李海筹、冯广、沙文求等团市委负责人即动员共青团员、青年学生行动起来,准备参加起义、接应南昌起义军入粤。沙文求专门以中山大学等校抽调了一批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加上青年2人共400多人,专门负责张贴散发布告、标语、传单,宣传革命主张,鼓舞群众的斗志。[②]同年10月,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一带失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停止广州暴动的计划。同年10月14日,5千多海员工人在广州市太平戏院前坪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国民党派出的所谓“改组委员”把持海员工会。李海筹发动几十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工人和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10月19日,中共广州市委发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所属78间工会的代表160多人,举行代表会议,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恢复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保证工人有集会、言论、罢工、结社的自由等。李海筹代表海员工会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决定在21日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但因反动当局事前探知消息,派出军警进行搜捕,故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将总罢工改为举行“飞行集会”。团市委发动团员、学生组成若干小组,每组10人,在晚上散发传单和演讲,揭露新军阀的罪行,号召工人们团结一致,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同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指示广东省委利用粤桂军阀争取广东地盘,即将爆发战争的形势,发动工农兵起义,夺取全省政权。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香港主持省委会议,决定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嗣后,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总指挥机构,成员有张太雷、黄平、周文雍。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号召暴动宣言》,号召工农兵起来变军阀战争为革命胜利的战争,夺取政权,为建立广州苏维埃而战争。12月初,共青团广东省委发出宣言,号召广大团员、青年行动起来,夺取反动派武装,加入少年先锋队,打倒反动政府,建立工农兵的政权。宣言中指出:“青年学生们,起来,打倒反动的教职员,杀尽‘树的党’,及一切反动派,站在工农这边去和反动派对敌。”[③]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召集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谢蔚然、团广州市委书记李海筹等召开会议,指示团组织发动团员、青年组织宣传队、青年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准备起义用的红布标志、横额和各种标语、传单。会后,团广州市委的沙文求、朱光辉等12月9日,在黄花岗侧的二望岗召集200多名团员和青年学生召开会议,决定以团员和原新学生社社员为骨干,组成70多支三、四人不等的宣传队伍,准备在起义枪声打响后在广州市内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和共产党的政策。共青团广州市委在中山大学和省一中挑选了30多名学生,在明星戏院通宵达旦写标语。李海筹、冯广布置原省港罢工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在市内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执信中学的女学生和广州车衣工会、土布工会的女工一起以办喜事为名,到西关、惠爱路各布店购买红布,将全市的红布抢购一空,赶制红领带。中山大学、省公立政法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府中学的进步学生准备了刀、剑、铁尺、木棒等,调查好校内“士的党”的名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2月11日凌晨3时,广州起义爆发了,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向市内敌人据点发动了猛攻。第四军教导团第一营的官兵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的战士负责进攻维新路的广州市公安局,埋伏在第一公园的中山大学学生张志东等100多名青年学生出冲出来参加了战士。经过一番激战,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还有一批学生参加了攻打惠州公馆的战斗。
    12月11日清晨6时,起义军攻占了珠江北岸敌人的主要据点、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市公安局内成立,红旗在羊城上空高高飘扬。许多的青年学生知道起义的消息后,赶来加入起义队伍。上海大学学生薛尚实,北京大学学生陈廉官、侯七等组成了一个青年赤卫队小分队,在大沙头警察俱乐部发现了500多枝步枪,立刻报告指挥部,用卡车运回市公安局内发给群众。他们还参加肃反工作,枪毙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清党委员沈藻修,逮捕了中山大学“士的党”骨干分子梁展昌、张资江。中山大学附属师范学校学生刘复礼、周世敏、刘荣添等领到枪枝后,与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一联队开上观音山防守。广州市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范桂爱等参加了学生宣传队、号召群众拥护苏维埃政府。广西北流中学学生张罕因、梁乃全、黎寿彬、黎汉等参加了青年赤卫队,在街上张贴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文告、标语、传单等。当时,青年学生们热情很高,宣传效果非常明显,“每条街上按照电灯杆的顺序挂上又长又宽的红布横幅,街旁墙壁上贴着一整张红纸只写一个字的标语口号”,“市面各马路均悬有红布标语,居半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名义标贴标语”。
    一批学生主动参加起义军的后勤工作。中山大学的学生从泡水馆买来开水,送到广州苏维埃政府。执信中学的女学生为起义军煮粥烧茶,从市公安局至西湖路口,摆满了学生送来的粥桶。当时,有不少商店因不明真相而停止营业,而参加起义的军民有2万多人,在大批妇女、学生的努力下,尽了最大的力量筹集给养,使大多数起义军都吃了一点食物,有较充足的体力迎接更艰巨的战斗。广州市委交通员宋维静被派往中山大学动员更多的学生参加战斗。许多青年学生在防守观音山、长堤、西关等处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12月13日,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广州起义失败了,大批参加起义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执信中学的10多名女学生组成“飞蛾队”,以飞蛾扑火的革命精神参加广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有8名“飞蛾队”员被捕。在押往刑场的路上,她们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并对围观的行人说:“我们是执信女子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好人。”最后,她们被惨杀在天字码头,为保护苏维埃政权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在广州起义中,广州的青年学生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纷纷拿出武器,参加战斗,为建立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暂时处于低潮的学生运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共青团的组织受到很大的损失,据团广东省委给团中央一份报告指出:“广州自暴动失败后,党和团组织均受了空前的打击,恢复至今还仅是40多位同志,成立4个支部”。但是,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仍没有停止革命斗争。1928年1月,团广州市委书记李海筹担任团省委常委,由另一名团省委常委张苏担任团广州市委书记。张苏时年17岁,香港工人子弟,大革命时期随父亲回穗参加省港大罢工、曾担任海员团支部书记、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张苏从香港回到广州后,召集团市委的7位委员召开会议,布置恢复组织,发展团员等工作。当时,新年已近,一些大资本家要开除一大批工人。中共广州市委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张苏等负责发动青工和学生参加这场斗争。1月28日,他在乐善戏院召集团员和青年学生开会作动员,并分配一批团员和学生在市内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唤起广大市民群众的支持。广州反动当局闻讯,立即派遣军警进行戒严搜捕。1月30日,中共广州市委负责同志麦裕成、范慎修、黄丽江和张苏等不幸被捕。张苏宁死不屈,在审讯室里大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无计可施,于2月1日将他杀害。刽子手将张苏押赴刑场时,害怕他又会沿途高呼革命口号,便残忍地将一条木棍放在他的口中。张苏牺牲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第1卷第2期发表了《追悼张苏》一文,介绍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28年2月,共青团广东省委派吴日精接替张苏担任团市委书记。吴日精亦是省港大罢工爆发时由香港返穗的海员子弟,曾担任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宣传部主任、海员团支部委员。1928年8月29日,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和吴日精出外活动时被捕,不久即遇难。同年11月,团广东省委派常委袁佩根担任团广州市委书记。11月中旬,袁佩根从香港开完会回广州途中,被敌侦探跟踪逮捕。12月中旬,袁佩根牺牲。此后一段时间内,广州市一级的团组织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无法恢复,青年学生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1928年至1931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内又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广州党、团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许多负责干部被捕牺牲,党、团组织一度中断。许多青年精英为革命事业前仆后继,在黑暗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


[①]  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反革命摧残工人纪实》,载《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4期。
[②] 陈修良:《怀念英勇的沙文求烈士》,载《广东党史资料》第8辑第1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 《广州起义》第111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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