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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初期广东为何成为农民运动中心——雍玲玲
【发布时间】:2007-08-18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88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农村统治的根基,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并先后形成了两个中心,北伐战争之前以广东为中心,而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以湖南为中心。广东为何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呢?究其原因,可以从客观环境、领导团体、领导人物、重要支持者及历史传统等五个方面分析。

一、客观环境――广东农民极低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背景

(一)广东农民经济条件极为恶劣
        广东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受军阀、地方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势力的压迫与剥削,经济状况十分恶劣,这是大革命时期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中心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广东首当其冲,农村经济和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日趋破产,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地主豪绅的重租、重利剥削日益加深,农民更加贫困。主要表现在:一、农民占有的土地极为贫脊。在广东,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占着统治地位。农村74%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可耕地的19%,而6%的地主、富农却占可耕地的66%。据统计,全国无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占农民总数的55%,而广东农户中佃农占农民总数的比例平均达到70%,广东的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二、苛刻的承租条件。农民向地主租地耕种,租佃条件十分苛刻。如当佃农向地主立约承租时,常规定必须向地主缴纳每亩数十元不等,如果农民欠租,地主可以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拿农民的妻子儿女作为承租抵押。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广东农民除交田赋等正税外,还得交纳比正税高好多倍的各种附加税。这些捐税名义上是用来维持地方行政,保护人民治安的,但实际上农民所交的捐税大部落入负责征收的军阀首领、地方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私囊,很少用于维持地方行政与保护人民治安,因而给农民带来重大痛苦。由于捐税的主要承担者是农村里的自耕农,不少自耕农因不堪负担而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四、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因为广东地处沿海,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早。明末葡萄牙即租借澳门,订立互市。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割香港,掌握广东的咽喉。甲午战争后法国又强据广州湾,使广东门户更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广东成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根据地。因此,广东农民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痛苦,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更为深重。

(二)广东农民政治文化地位极为低下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政治和文化都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的富贫与政治文化地位的高低是对称的。在广东农民运动发展之前,广东农民在经济上可说是一贫如洗,也就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可避免地被沦为社会最低层。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前农民的现实地位,彭湃曾经这样生动地描绘:“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地位也极为低下,例如在海丰能够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民不到20%,大部分农民目不识丁,[②]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在层层压迫之下的处于农村中地位最低下、境遇最恶劣的农民阶级,为了生存别无他法,只有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二、领导团体――国共合作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及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开始重视
        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重视这一点在很多研究中都被忽视了。实质上,国民党绝不是在农运中毫无作为。国民党自一大后,就开始重视农民运动,在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特别重视广东的农民运动。从中央农民部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来看,足以说明这一点。中央农民部自成立后,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是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指导人才。二是颁布《农民协会章程》,派遣农民运动特派员去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所派特派员多数在广东工作。三是选定广州市郊及顺德、广宁、香山、佛山、东莞等地开展工作。彭湃、阮啸仙和其他特派员深入各地宣传,发动农民收到显著成效。四是办理重要案件,支持农民斗争。此外,中央农民部还定期出版农运刊物等。   
        这些都说明了,国民党还是很重视广东农民运动的,只是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关农运的大政方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掌握,如有关农民政纲和政策,重大问题和事件的处置,都是国民党中央决定的,由各级党部、政府和农会贯彻执行,农运的具体运作,则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领导农会去完成。国民党的作用更多是在中央决策层上,共产党的作用更多是在基层组织上。当然,没有共产党人的艰苦工作,就没有农民协会,中共的作用主要通过农民协会来体现。但是,没有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保护,也就没有广东的农民运动。对国民党中央所定政策的威力、革命政府对农运宣言的影响,绝不能低估,在一定意义上是起决定作用的。合国共双方之力,才会有广东农运的规模和声势,单靠任何一方之力,广东农运都难成气候。国民党有政权、军队,但无农运人才,共产党无政权、军队,但有农运人才。二者合则两利,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名义发展农民运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并对国民党和政府起制约作用。国民党则利用共产党的人才,为他打开农运的局面,造成国民革命的群众基础,以促成北伐,夺取全国政权。广东农运的崛起和发展,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中共二大的正确引导
        广东农民运动是在中共二大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严格贯彻和执行了中共二大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度重视和关注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予以政治和组织的领导。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与探索中国国情的一次重要会议,其重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根据中国国情,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一些文件包含着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表现在:第一,中共二大阐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第二,中共二大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包括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改良教育制度等等。第三,中共二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以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国民党为主,联合各革新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还特别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③]在实践中,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根据党的决议,在广东广泛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还成立了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先后由彭湃、阮啸仙、罗绮园等人担任书记,领导农民运动。中央农民部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人做的,共产党人在农民部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实际工作,起主导作用。

三、领导人物――高度智慧的领导人彭湃及以其为中心的领导群体的积极带动
        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工作方法,在很多方面都给后来以启迪,其中最突出的是彭湃开展农民运动的入手方法,以及在其领导下海丰农会与地主豪绅作斗争的策略。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他主张建立农会,推广农民教育,从减租逐渐发展至土地革命,并认识到了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他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彭湃的许多农民运动理论都被毛泽东等人所采纳与吸收,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立为广东农民运动培养了大量领导人才。1924 年 6 月 3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彭湃以农民部名义提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全会的通过,并委任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④]彭湃担任农讲所主任期间,不仅担负全所的培训工作,还亲自授课,把他在海丰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学员,教导他们从事农运必须有坚决的革命立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帮助学员学会领导组织农运的本领。他特别注意引导学员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带领学员到广州四郊农村进行调查和宣传,开创了农民宣传干部训练的良好学风,对后来的干部培训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事原则和教学内容,为后来的二、三、四届的农讲所采纳和沿用,成为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随着农民运动在全国各省蓬勃地开展,各省农会组织也分别派出干部到广州农民讲习所来学习。

四、重要支持者――陈炯明
        陈炯明对20世纪初期海陆丰农民运动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尽管后来由于受到地主豪绅的压力等原因而逐渐走到农民运动的对立面,但陈炯明对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1922年6月至1925年7月彭湃在广东领导了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而同一时间,陈炯明所部控制着包括海陆丰在内的广东东江地区,海陆丰农民运动正是在陈炯明统治力量最强大的东江地区开展起来的。从1922年6月彭湃发动农民运动至1923年8月“七五农潮”,这是农民运动迅速发生发展时期,陈炯明持支持默认的态度。这个阶段陈炯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支持和默认,主要体现在对彭湃的器重和保护方面。[⑤]陈炯明对彭湃的器重,以及彭湃与陈炯明的交往对海丰地主豪绅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陈炯明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及其演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陈炯明本人政治思想的原因,也有现实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的原因,还有来自彭湃等农民领袖灵活的斗争策略的原因。陈炯明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陈炯明利用其在东江的权威支持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觉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

五、历史传统――悠久的革命传统
        广东人民素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据《海丰县志》记载,海丰历代农民都连绵不断地聚众造反,特别是近代三元里人民抗英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更加广泛深远。此后,广东人民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法国侵略者攻占广州湾的战争中,雷州的农民就赤手空拳参加抵抗者行列中,为反抗法帝国主义而奋斗。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中,广东农民均直接或间接参与,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太平天国时期,佛山、南海、广州市郊农民揭竿起义,革命风暴席卷全省。我们知道,“人杰地灵”这句古语是用来形象地描述杰出人物与历史传统二者之间关系的,杰出人物是历史传统的产物,而历史传统又烙上了杰出人物活动的印记。由于得天独厚的远离中央集权和毗邻港澳的地缘关系,广东文化向来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传统。外来文化往往首先在广东登陆,而广东人面对外来文化往往又持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广东文化的开放、创新特性,孕育、生长了各个时代在社会各个领域建下丰功伟绩的风云人物,到了近代更是群星辉映,在广东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出现了洪秀全和孙中山两位杰出人物,他们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的广东,才能产生洪秀全和孙中山这样的伟人。近代广东农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对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广东农民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
 
        这一时期的以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对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农民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有很大帮助。而为什么广东会成为此阶段的农民运动中心则是有其必然原因的。以上所述的客观环境、领导团体、领导人物、重要支持者及历史传统五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紧密体,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其他省份在当时似乎都不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作为时代的要求,广东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
 
          


[①]吴新奇《广东成为中国农民运动中心的经济原因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肖飞《论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3月
[③]殷丽萍《中共二大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④]王曼.《彭湃创办广州农运讲习所》.「J」《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
[⑤]《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M」.人民出版社.1992年.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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